庄子所谓鹪鹩巢林，不过一枝。

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何况较诸《五经臆说》之从未单刻，《居夷集》单刻时间甚早。

[98]  有关阳明信函真迹原件的流传经过、文字连结分合及题名等问题，闫平凡《〈镇远旅邸书札〉考辨》一文，考证最精，亦最当参阅。显然未必都要高居大殿讲堂，才能说教式地传宣大道，否则便谈不上随机指点，亦丧失了对话交流的活泼机趣。[63]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121]  《乡贤·贵阳府·汤冔传》，《贵州通志》卷二十八，清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第4页。其中特别强调立志的重要，以为：立志而圣，则圣矣。

闫文见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2016年第8辑。[48]  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2页。其中如陈文学，乃贵州前卫人[116]，年十余即能诗文，以诸生事阳明，乃潜心理学[117]。

[39]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虽良知一语更能洞见本体之全体大用，但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生命行动的原则，当也不能离开良知形上本体的展开和落实。（张廷玉等：《席书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第5202页）当一并参阅。有关毛科礼聘阳明讲学事，据后者《答毛拙庵见招书院诗》：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

汤氏仕任思亲，不获迎养，乃有肠断九回情独苦，仕逾十载养全贫之句[160]，全然出于至真之天性，适可见其为官之清廉。[15]  王士性：《西南诸省》，《广志绎》卷五，吕景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4页。

[133]考王杏嘉靖十四年（1535）之《书文录续编后》，亦曾明确提道阳明先生处贵，有《居夷集》，门人答问有《传习录》，贵皆有刻[134]。豫章己卯之乱，繇公而敉，龙场其隆中也。[171]  沈佳：史部传记类《明儒言行录》，永瑢、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8页。其中阳明所言：役者以力，仕者以道。

[49]  周作楫辑，朱德璲刊：《明总部政绩录·毛科传》，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9页。正因为如此，则席书之独具慧眼，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率诸生皈依龙场，以驿丞为师也。分见《王文成公全书》第1405页、第12页。今观阳明《龙场生问答》一文，后人以为乃贵州诸生从之游[32]，始有此精妙问答之作。

其中即使是感慕而来的读书士子，也不能一概视为阳明认可的及门弟子。因此，阳明与黔中及门弟子讨论学问，如前引徐爱《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诗所云：文章自余事，道义领深约。

阳明当年曾颇为自信地说：他年贵竹传遗事，应说阳明旧草堂。又今人言及明代之龙场，每每径称修文龙场，然是时龙场乃宣慰司辖地，非仅未设国家军事卫所，即修文之名亦未见。

黔中王门地域学派的崛起兴盛和日趋壮大，乃是几代学人共同努力发展的历史性结果。而他所谓的豪杰同志之士，固然首先要治人，即承担家国天下的大任，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修己，即注意自己的人品涵养提升，甚至一念发动之微也是工夫不可忽视的下手处。[109]  阳明王子当明中叶，迁谪龙场，验征其学，宏敷教义，良知之说，遂阐于西南万山间，而大播乎斯世。[108]  刘文征：《官师志·罗汝芳传》，刘文征纂修：天启《滇志》卷一十，清钞本，第79页。而无论是得阳明之和或得阳明之正，以清人重汉学而非宋学的立场视之，黔中王门学者能独得此赞誉，诚非易事。而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当也得到了席书的认同。

[78]  王守仁：《与席元山》，《王文成公全书》卷五，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218页。[7]  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290页。

黔中王门经过几代学者的薪火相传，不能不说是事之后起者，其美出乎前而兼乎前之美[174]。显然诗也是发抒心志，批评时政的一种方式。

过岳麓时，谒紫阳祠，赋诗景仰，岂有意于异同？及至龙场处困，动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本不在外物，而在吾心，始与紫阳传注稍异。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

阳明一生之思想理论或学问，以龙场悟道为起点，集事功、道德、学术三者为一体，上欲以其学辅君，下以其学淑吾民，倦倦欲人同归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苍生[21]。所谓：杂入于禅，殆学文成者之过，非文成之失也。[58]  邹国彬：《献征志》，《修文龙冈山重修阳明先生祠碑铭》，民国《修文县志稿存》卷六，修文县地方志办公室点校，贵阳：修文地方志办公室，2009年内部点校本，第293页。南宫屈有待，东州教相许[113]。

驾言道阻长，吾道歌沧浪。作为民间性的龙冈书院，由他亲手订立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个人传道授业学规，主要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黾勉规约，要求受业者不可谓不严。

因此，如果认真细绎上引硏几悟道是何人毫厘须遣认教真等句，则可识其在省城文明书院授业，如与席书私下论学，曾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陆异同，无事辨诘，求之吾性本自明[88]一样，针对其他入室亲炙弟子，亦必多有类似的启发式教学。[83]  万历《贵州通志》卷四，第81页。

又有由交养入者，如白沙诗云：‘时时心气要调停，心气功夫一体成。观察黔中王门地域学派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整体特征，二者都是不可轻易忽视或绕过的重要学术文化现象。

[95]  徐爱：《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横山遗集》，徐爱、钱德洪、董沄：《徐爱?钱德洪?董沄集》，钱明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页。早期黔中王门的第一代学人，主要以陈文学、汤冔、叶梧等三人为代表，较诸后来相继崛起的第二代学人孙应鳌（字山甫）、李渭（字湜之）、马廷锡（字朝宠）等，前者当称为前三贤，后者则应名为后三贤。从这一观察视域出发，如果说龙冈书院是全国第一家弘传阳明个人心学思想的民间私人讲学要地，更多的是针对当地的乡村草根民众，那么文明书院就是全国第一家倡导阳明个人心学思想的官方讲学机构，主要针对的是当地的科考生员或士绅精英。（参见《人物志·马廷锡传》，民国《修文县志稿存》卷八，第316页） [117]  莫友芝：《太守汤伯元先生冔传证》，《黔诗纪略》卷三，《莫友芝全集》（第1册），张剑、张燕婴整理，第157页。

书中云阳明任龙场驿丞，有《居夷集》传于贵[138]，则所据必为黔地刻本《居夷集》。从中正可见嘉靖年间尚有一批阳明亲炙弟子活跃于西南黔省边地，他们显然是作为一个学派群体在维护和发扬师说的。

[45]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33]，颇能反映其当时的人生际遇和守道心境，只能是针对来学诸生而非―般民众才会有此言说。

而在圣学工夫论上，则受阳明龙场悟道之启发，终日静坐，默记先圣语言与师说相证发，亦游艺染翰。又见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二百〇四，《诸儒学案·邵先生懿辰》，沈芝盈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3页。